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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好!河南40年」1979:邓丽君制造那年“抖音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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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!河南40年

抽丝剥茧河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键节点,聚沙成塔河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画卷。

东方今报猛犸新闻将持续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巨献之作《你好!河南40年》,今天推出第二篇1979年。

(在那个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,百货商店内出售的黑白电视机常常会吸引到一大群顾客的关注,虽然他们常常只是看看。 黄欣/ 视觉中国)

(一)

1979年的夏天,郑州市民李英杰的母亲,托在香港的表姐,买回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这台巴掌大的电视机,轰动了整个家属院,相熟的不相熟的,都跑来看稀奇。每到夜晚,李英杰的家里,都挤得没有下脚的地方。

李英杰回忆,电视刚买回来时,一家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,也不敢随便乱开。幸亏对门的蔡叔叔告诉他们,《河南日报》2月初曾刊登过一篇《怎样使用好你的电视机?》的文章,可以跟着学。

他们到厂办找来报纸,发现这篇文章篇幅不小,它以飞跃牌12寸黑白电视机和金星牌19寸彩电为例,从频道选择旋钮、频道微调旋钮、亮度控制旋钮等各方面,进行了详细的介绍,还提示了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
在今天看来,教人怎样使用电视机,好像是个黑色幽默。但在那一年,电视和电冰箱、立体声收音机一样,还是“神”一样存在的稀罕物;会玩这“高科技”玩意的,更是凤毛麟角。

(在那个年代,拥有一台电视机,哪怕是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购买了电视机的家庭一定会变得门庭若市,一个院子、一个村子的人都会来这个家里看电视。 本报资料)

李英杰说,两三年前,人们热衷的还是自行车、手表、照相机等,但从1979年开始,电视机、电冰箱、缝纫机等开始成为热门商品。

城市开始接触电视机的时候,农村依然是收音机的天下。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,这一年,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开始在全国上百家电台播出,风靡全国,左邻右舍每天凑到一个收音机旁听评书,现在已是农村走出来的中年人难忘画面。

(二)

1979年,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,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。相对于1978年的第一次回国,这次,董鼎山更关注中国美食的变化。他在广州华侨饭店买了一份快餐,茶、汤、鱼、鸭、炒蛋,加上不限量的米饭、馒头,三元钱。

这次回国,董鼎山没到开封。如果他到了开封,他就有机会尝尝开封第一楼有名的小笼灌汤包子了。

名厨曹振杰,1958年就调入“第一楼”,是包子名师黄继善的徒弟,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吃美食成为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”,他无奈之下离开了“第一楼”。直到1979年,开封市政府决定恢复开封50多种风味小吃,他才被请回来重新出山,全面负责恢复小笼灌汤包子。

除了恢复“第一楼”小笼灌汤包子的传统特色,曹振杰还研制出了什锦包子宴和速冻小笼包,邓小平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品尝过他的手艺。

(刚刚蒸熟的小笼灌汤包。“开封第一楼”不仅仅是开封的一家餐饮名企,更是豫菜文化的一张名片,同时也是很多人相思的记忆。 李忠/视觉中国)

“第一楼”又成了第一楼,整天熙熙攘攘的,顾客盈门。每天营业12个小时,卖上800笼甚至上千笼包子,还是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。

开封“稻香居”饭庄的锅贴,也得到了“解放”。10多年前,由于被攻击给“地主、资产阶级服务”,它的锅贴被迫换成了水煎包。

得到“解放”的,还有相国寺后街“扬州锅面馆”的锅面,开封饭店的切馅烧麦,以及著名厨师苏云秀的拿手绝技——鲤鱼焙面。

诸多“解放”的背后,呈现出一个愈加充盈的市场。以郑州的冷饮冷食为例,这年夏天,安排生产冰糕达到了6000万支,比上年翻了一番。而且,冰糕的供应时间不仅提前了半个月,还新增了山楂、桃仁、波罗、香蕉、桔子等优质产品;百姓喜爱的冰淇淋,也由1978年的4万斤增加到6万斤;1978年市场上缺少的小杂冷饮,如酸梅汤、果汁、可可、咖啡、江米甜酒、绿豆汤、桔脯汤等,也做了充足的安排;此外,还安排生产了250万瓶汽水,并增加了啤酒的供应。

汗衫、背心、床单等47种事前检查货源不足的夏令商品,也及时补充了货源。

(三)

1979年春节,刚从知青点回到郑州的李强,拜访一位多年未见的同学时,发现他的同学正在用一个小录音机转录一盒录音带,他就请求同学帮忙转录了一份。

这盒录音带两面共有十三首歌曲,不知道是什么名字,也不知道是第几代转录,音质已经模糊不清,但听起来很是舒服,跟自己以往所唱的硬邦邦的歌曲相比,迥然不同。

(双卡录音机,是一代人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回忆。袁晓强/图)

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邓丽君的歌曲。

没过多久,李强发现不少同学都在偷听邓丽君,“白天听老邓,晚上听小邓”,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必修课。为了邓丽君,家庭有条件的,就会缠着父母花上三五百元,辗转托人弄回一台录音机,约上三五好友,一起“甜蜜蜜”;没有条件的,就小偷似的,躲在屋子里偷听“敌台”——针对大陆听众广播的《邓丽君时间》。

(上世纪70年代后期、80年代初,邓丽君开始在中国内地爆红,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:歌曲竟然能这么唱?歌词还能这么写?但他们只能偷偷地听,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情歌被认为是“靡靡之音”。 袁晓强/摄)

后来,李强还发现,在郑州的街头和公园,有一些留着长发、戴着蛤蟆镜、穿着喇叭裤的青年,提着录音机,大庭广众之下嚣张地播放着邓丽君。

“邓丽君的歌曲直抵人的内心,它掀开了万千沉默心流自由表达的序幕,很少有人能抵御得了她的魅力。”近40年后,李强回忆起来,依旧清晰那种震撼的感觉。

(1979年,邓丽君的“靡靡之音”如一股微风刮进内地。三五知己好友“偷偷”听歌的感觉既让人感到刺激又让人激动万分。 电影《芳华》剧照截图)

在一个豁然开朗的时代,没有什么比自由吟唱更能打动人心。在1980年前后的广州,5.5元一盒的邓丽君录音带,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能卖掉800万盒——当时国人的平均月工资尚不足70元。

就在万千青年疯狂迷恋邓丽君的时候,中国音协召开的西山会议,把邓丽君的情歌定性为“内容比较晦暗、颓废”,属于“靡靡之音”、“黄色歌曲”。她的歌曲,与喇叭裤、蛤蟆镜等一道,成为老师家长眼中会“教坏小孩”的东西。

李强上小学五年级的妹妹就经常提醒他:“你整天听邓丽君的歌曲,小心变成了坏流氓!”

在那个商业精神复活的年代,人们需要更加自由奔放的精神世界。邓丽君来得正是时候。

(虽然邓丽君已经去世20多年,但是她的歌迷们从未忘记过她。上海福寿园供图)

那一年,除了邓丽君,还出现了交谊舞。在当年的除夕夜,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。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,成为整个联欢会上的亮点。

(街头,两位女士在一起进行交谊舞的动作示范。虽然改革的春风已经开始刮向祖国的大地,但是很多人对男女在一起跳舞的行为还是有着异样的目光。 本报资料)

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,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,穿戴时尚的青年男女,都跳起了华尔兹,大厅里响彻《蓝色多瑙河》、《维也纳森林》的旋律。

回家探亲的青年军人王朔,很不习惯这种氛围。不会跳舞,穿着军装,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。

李强记得,那年5月,复刊不久的《大众电影》第5期封底上,刊登了一幅英国影片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,曾引发一位读者愤怒的抗议:“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,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?”信上还说,“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,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,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!”

不过,参与讨论的11200封读者来信中,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,还不到百分之三。这就是已经变了的人心。

(1979年5月,英国影片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刊登在复刊不久的《大众电影》第5期封底上。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广泛的讨论。 袁晓强 /资料翻拍)

这一年,国产电影还首次出现了接吻的镜头。这部叫做《生活的颤音》的电影上映时,可谓万人空巷。很多人都想看看男女主人公接吻时,嘴上究竟有没有贴了层膜。

李强回忆,电影上映时,当男女主人公的嘴唇贴在一起时,场内顿时静得可怕,人们都紧紧地盯着屏幕,但是很遗憾,他们蜻蜓点水式的接吻才刚刚开始,就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了。“我们都很失望,想看的没看到。”李强说。

失望归失望,但渴望不可逆转。

(接吻的镜头从《生活的颤音》开始第一次登上新中国的大银幕。《生活的颤音》剧照截图)

(四)

1979年3月,有个叫李学魁的教师,向报社投书,讲述自己《买书的苦恼》。

(李长需/资料翻拍)

作为人民教师,李学魁他们急需一批工具书和参考书。为了这些书,他们宁愿每日少花点菜金,但现实是,他们根本买不到。“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书店等,纵然愿意去等也是白搭。因为许多书是在‘内部’处理的,有时为应付门面,在柜台上出售几本,也是预先收了熟人的钱再卖的。我们曾多次一听说书来了就往书店跑,结果常常还是扑了个空。我校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教师了,他为了买书不知道跑了多少腿!挨了多少白眼!”

李学魁的遭遇,几乎是那个年代“书虫们”共同的遭遇。1978年和1979年,一大批遭受禁锢的优秀作品和图书被解禁,干枯的思想等待着甘露的滋润。人们以懵懂的状态、焦急的心情,如饥似渴地迎接着各种书籍的到来,找熟人“开后门”买书,这个今日不可想象的场景,在当时极为平常。

(如今的书店,宽敞明亮,图书种类繁多。读者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选择。 袁晓强/图)

郑州资深“书虫”梁卫东回忆,因为是“逐步开禁”,新华书店每天都会有新书,但每天都供不应求。有人为了第一时间买到书,经常会连夜排队。“那时候,新书的消息走得比书快。刚印出来,货还没上架,人们已经开始在店门口嚷嚷着要买。营业员就站在柜台后面,无数的手抬起来,对着书架指指点点,高声叫着‘拿本这个!’‘要本那个!’”

那时候还是闭架销售,不能到书架前亲自挑选,书好不好,只能跟着感觉走。

梁卫东觉得,这股持续的全民购书热,与当年4月份创办的《读书》杂志有关。当期的《读书》,响亮地提出了“读书无禁区”,这个新启蒙时代具有标志性的口号,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沉睡的对知识的渴望。

(五)

1979年春天,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范光华,接到老朋友沈发启的邀请,让他有空到沈丘县去看看。

沈发启原是太康县委副书记,刚刚调任沈丘县委书记。范光华满腹怀疑,到那一调查,果然正如自己所猜测的那样:80多万沈丘农民,已经开始在“秘密行动”了——他们自发搞起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:小段包工、口粮田、联产到组、联产到劳、大包干,分别收到了“大呼隆”时见不到的效果,其中收效特别显著的还是大包干。

沈丘紧挨着安徽,离小岗村不远,是东边吹来的风,吹皱了沈丘这池春水。

(“大包干”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史馆内,当年按满手印的一张白纸,如今成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符号。 视觉中国/图)

沈丘县东南角豫皖边界的花庄湖,是冯营公社刘尧大队的一块低洼地,种了多年都是种子都收不回的地方。但该队35户145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队,偷偷地在此包产到户。

曾经当过大队保管员的刘义昌,毛遂自荐当上了生产队长,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,拿出积攒多年准备盖房子的400元钱,又卖了自行车、猪、羊、粉条,凑够了1300元钱,然后向社员宣布:“这是我个人开垦花庄湖的投资。我先立下军令状:五年之内,花庄湖粮食亩产达不到400斤,人均口粮达不到250斤,这笔钱就白送给大家。”

分了田地,也分了牛和生产工具,刘义昌们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。

在沈丘的另一角,沙河南岸紧挨着的三个村庄——张营、崔营、东李营,有个包村干部蒋国英,听说安徽界首的农业生产搞得好,就偷偷跑过去看,一看发现人家大包干了,回来就冒着“杀头”的危险,在三个村搞起了“大包干”。

就在蒋国英在沈丘实验包产到户的1978年,兰考也开始了自己的实验。

刁文1977年11月13日刚调到兰考担任县委第一书记。作为焦裕禄之后的第四任兰考县委书记,刁文走马上任之前,5位省委领导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,找他谈心。刁文深感压力巨大。

1978年春,他带领县委干部在城北开了35亩地的荒地,并种上了花生。他要以此为示范,调动兰考人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
果然,这事儿在全县传开了,社员们沸腾了:“党的政策回来了,又讲因地制宜了,咱们也可以种花生了。”

看到社员这么拥护,刁文就决定先在城关乡的杨山寨和余寨搞实验:队里统一把地耕好,按人口多少划开,再把花生种子分到户,由各户自己种;收下花生后,按规定的产量往队里缴,多收不多缴,少收自己赔。

(今天的兰考县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,在几十年前,兰考人是绝对想不到如今的生活会变得这样美好。 李博/图)

(六)

3月5日,发生了让全省震动的一件事。那就是在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,加“编者按”发表了张浩的“读者来信”。

张浩是河南伊川人,在甘肃省当干部。他回老家探亲时,看到洛阳地区农村已经实行联产到组,就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信,认为“现在实行‘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’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,应该稳定,不能随便变更,轻易从‘队为基础’退回去,搞分组,是脱离群众,不得人心的。”

《人民日报》加了编者按,要求“已经出现分田到组、包产到组的地方,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,坚决纠正错误做法。”

这封来信,犹如一股寒流,瞬间让各地的先行者们浑身冰凉。各种震动与压力,接踵而至,干部与群众的思想,开始混乱;社会各界议论纷起,指责与非议乘势而动。

刁文回忆,当时上边通知,要求学习这封信,并进行纠偏。他到地委开会,为是否实行“包产到户”,跟一位领导在会场上吵了起来。沈发启则回忆, “张浩来信”让他们有苦难言,大包干形势这么好,他们却不能公开向全县农民表态。为此,他特意向地委书记纪涵星做了汇报。纪涵星说:“你们沈丘从实际出发,尊重群众的意见,实验实验是对的。” 他心里有底了,这是支持了。

(联产承包责任制,唤醒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不但让农民终于告别了吃不饱的日子,也让中国的农业生产屡上新台阶。袁晓强/图)

在省级层面,“张浩来信”也掀起了波澜。正在豫西考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,接到了洛阳地委书记宋振川的电话。

宋振川说:“《人民日报》的报道不符合事实,我们要上告。”段君毅问:“你认为你们的做法对不对?农民群众满意不满意?”宋振川回答说:“我们的做法,农民是拥护的,他们高兴得很!”

段君毅说:“既然你们认为是对的,农民也拥护,那何必生气?一种新事物的出现,要允许人家有不同的认识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实践证明是正确的,就继续做下去,还可以利用这件事去教育群众,把承包责任制搞得更扎实、更好。”

当晚,段君毅还和省委胡立教、刘杰、戴苏里等几位领导通了电话,商定要采取积极措施,推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。

3月18日和19日,身为省委常务书记的刘杰还赶到洛阳,参加了紧急召开的洛阳县市委书记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,刘杰表态:“只要能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,哪种经营形式都是社会主义,都可以试验,已包产到组的不要退回去。”

这次会议的精神还发表在《河南日报》上,是非澄清,人心稳定, “张浩来信”所引起的风波,就这么平息了。

(七)

“张浩来信”说得对不对,包产到户的土地不会说谎,百姓的肚皮不会说谎。

在兰考,数万逃荒要饭的“兰考大爷”们,不用再逃荒要饭了,在家就能吃饱饭了。

在沈丘,1980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,从1981年开始,转而扶持9000多个冒尖户,培养他们发展成了专业户;沈丘人也被鼓励全民经商,沈丘的很多老板,就是那个时候起步的。

(“逃荒”作为一个历史名词,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河南省档案馆供图)

今天,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门槛上,回顾这段历史,似乎波澜不惊,但若不是多年以后,通过沈发启们的历史回顾,我们也无从感知,那段历史风云下的波谲云诡。

(八)

1979年,遂平县东风公社何庄大队民兵副教导员张中强,利用工余时间养殖了30多斤土元,年收入700多元。

信阳县彭家湾公社潘寨大队的党支书刘风彩,则养了12头猪,年收入不让张中强,达到了750元。

(养猪、养鸡、种植经济作物,朴素的农民用各种特色经营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。 本报资料)

翻开1979年的舆论记录,沈发启们的故事毫无踪影,占据历史叙事主流的,多是鼓励多种经营、鼓励搞家庭副业、鼓励开办社队企业的典型报道,甚至还有一篇文章,鼓励一部分村民先富起来、然后带动大家共同致富。

宁陵县鼓励种植白蜡条,年产白蜡杆标枪2万条;方城县大力发展丹参,年产丹参17万斤;襄城县茨沟公社武湾大队恢复红瓦盆生产;淅川县宋湾公社岔河大队因地制宜发展油桐树,台前县后方公社元官集大队因地制宜种植红麻,柘城县安庙大队恢复条货编织……

这些凸显特色种植或特色经营的文章,已经屡见不鲜,但更多具有普及意义的榜样,则集中在从事养羊、养牛、养猪、养兔等副业的人物身上。报纸甚至不惜版面,介绍相关的技术与经验。

但搞多种经营、搞家庭副业,并不都是一帆风顺。这一年,河北正定县留村公社南庄大队30多亩即将成熟的西瓜,被公社党委以“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”的名义毁掉了,造成农民直接损失1万元。这震动了全国。

但此类事件,在河南,也不少见。原阳县蒋庄公社东王屋大队南赵村,购买了32小毛牛分给社员喂养。被上边知道后,公社点名,县上批判,还一个劲儿地要追查到人。这批小毛牛究竟该不该养,害得记者亲自前往调查,要分清个是非。

延津县朱寨公社齐村大队,鼓励社员养猪、养鸡、养蜂、养兔、养鸭、养牛等,并宣布自养的牲畜和家禽可以到集市上去交换和出售。就被一些人污为“回到了资本主义的老路”、“搞两极分化”,搞得没人敢干了。大队党支部就去做工作,鼓励“是对的,就要放胆子干”。

这是1979年,僵化的思想依旧在僵化。

河北正定毁瓜事件,就连《人民日报》都看不下去了,一番痛斥,总算让不少人看清了,搞副业,没有错。

(九)

1974年,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村的拖拉机上的小喇叭坏了,一时买不到新的,两名司机就拆下来修理,居然修好了3对儿,为村里节省了90元钱。

时任村支部书记的史来贺得知后,就想,“能修好喇叭省钱,何不造喇叭挣钱?”

刘庄就开始生产喇叭。从一天只能生产一对儿,到一天生产5对儿、10对儿,再到年产3万对儿,刘庄机械厂生产的喇叭,一时畅销大江南北。

之后,大型养鸡场、大型养猪场、食品厂、建材厂、卫生纸厂……刘庄办着办着,办到1979年,就办成了”综合发展的联合体”,农业、副业、工业,都有模有样。就连时任省委书记,也评价说,“刘庄的今天,就是河南农村的明天”。

(史来贺带领村民种地、开工厂,带领刘庄的村民们走上致富路。刘庄资料提供)

能预示河南农村明天的,还有巩义的回郭镇。从1958年开始,回郭镇就搞起第一个社队企业机械厂。之后,陆续办起了五七化工厂、变压器厂、化肥厂、拖拉机站、油封厂、鞋垫厂、挡风玻璃厂、纺织厂等……工人已经有三四千人。

多少年来,回郭镇一直被批判,但1975年,它却时来运转。这一年,其围绕农业办工业,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做法,经《河南日报》报道后,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也以“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”为标题予以转发。

这震撼了中国当时的传统政坛。历来没有农村工业企业位置的国家农业部,从此顺应时势,增设起了乡镇企业司,各省市(自治区)的政府部门也都增设了乡镇企业局,专门负责处理农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具体事务。

回郭镇,成了当时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人们朝圣的地方。今天的 “苏南模式”和“温州模式”,都发源于回郭镇。

学习回郭镇好榜样,那一阵儿,兴办社队企业,如火如荼。而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家,也是在社队企业的淬炼中,顽强崛起。

浙商“教父”、民营企业家中的“不倒翁”鲁冠球,在1978年冬天,从国家安排的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中,读到有汽车货运指标要达到5.4亿吨的信息,就敏锐地意识到修理汽车需要万向节的商机,他为此找到一辆进口汽车,卸掉万向节,画草图模仿生产,就有了后来的万向集团。之前,鲁冠球就是带领6名农民,集资4000元,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这家社队企业。然后由社队企业起步。

1979年10月,黄河集团的董事长乔金岭,拼凑3000元,创办了黄河实业集团的最前身——长葛县第二化工厂,开始了自己的传奇生涯。乔金岭的起步,也是从社队企业开始。5年前,他在本公社创办了一家砖瓦厂,并任厂长和党委书记。

(已经开通的郑欧班列将产自河南的众多商品源源不断的运出国门,这里就不乏来自河南乡镇企业的产品。袁晓强/图)

(十)

商业精神的复苏,社队企业的兴起,深深地刺激着市场的胃口。这一年的商业逻辑,已经不再相信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了,少量的商业广告,开始小心翼翼地抛头露面。

中国第一则外商做的电视广告,是瑞士雷达手表做的。1979年3月份,它先试探性地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了一则广告;4个月后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以《一条广告的启示》予以肯定;很快,雷达手表就打出了它的电视广告。

(1979年3月15日,上海,《文汇报》刊登的雷达手表的广告。广告刊登后的3天内,到上海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!雷达表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广告的外国品牌,从此在中国广告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。袁晓强/资料翻拍)

这距离1941年美国播出全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,已经过去了整整38年。

当时,香港《大公报》一名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论:“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,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。”

河南的第一则电视商业广告无从查考。但做得最早的报纸上的商业广告,则在1979年的4月10日的《河南日报》上。

(1979年河南日报刊登的广告,大多还是“分类”信息。 李长需/资料翻拍)

这则广告,是北京市橡胶五金厂做的,其内容说,“本厂承接来料加工橡胶鞋底及马口铁酒瓶盖、胜利罐头盖、四旋瓶盖、螺口瓶盖。代办涂料,密封良好,交货迅速。”

广告业的迅猛发展,标志着中国市场这块曾经的冻土,开始复苏了。与之相对应的,市场和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,悄悄地进入大学的课堂。

1979年春节过后,何永祺开始在中山大学商业经济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,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。其他一些学校,也在开设。何永祺在肇庆给国家经委组织的厂长、经理培训时,那些厂长、经历听了之后都说,“学这个东西真有用”。

但那一年的“市场”,还是象牙塔里的“阳春白雪”,在人们茶米油盐的生活中,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。现在看来一切都很正常的市场行为,当时不是投机倒把,就是违法行为。

邓县有5个人,从浙江温州购买补鞋机,转手贩卖到湖北襄樊、河南新野、邓县等地,19台获利1200多元,被当做投机倒把集团进行打击。

驻马店镇食品公司,私自提高了10多种熟肉价格。比如,卤猪头肉每斤一元,比物价部门规定的多收2毛;卤猪肉1.5元,比规定多收4毛……搁到现在,多正常,但那时不中,就要求打击检查处理。

渑池县城关镇有人组织了个地下包工队,干活儿挣了1200多块钱,被城关市场工商管理所查着,就要没收这1200多元。

信阳的茶农为何荒废茶园不愿种茶了?原因是,年年高征购,社员分不到自留茶,市场管理茶叶比粮棉油管的还死,导致茶农每斤茶叶的收入,比种茶的成本还低0.28元。赔钱的事儿谁还愿意干?

市场,从大学走入民间,还差一场思想解放的距离。

(现在的河南,农业生产早已不是只生产粮食,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新技术的推广,让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,生活也更加富裕。 袁晓强/图)

(十一)

1979年9月,在安排当年的油菜种植计划时,邓县腰店公社党委内部出现了一场争论。其中,一方主张扩大,另一方,则主张缩小。

双方决断不下,怎么办?公社党委认为,虽然有了去年种植油菜的实践,但是并没有通过实践总结出种植油菜的经验教训,没有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来。今种不种,种多种少,不能坐在屋子里凭空决定,应该实践调查。

十几名公社党委成员,就深入到21个大队和部分生产队,座谈,算账,对比,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。结果,他们发现,由于去年油菜种得好,今年全年卖给国家油菜籽80多万斤,收入现金42万多元,相当于夏季向国家卖余量的总收入。油菜奖售的化肥和油饼折合退返的化肥共90多万斤,正好可以用来将去年4000亩的晚玉米扩种到11000亩;此外,只要套种合理,管理得当,油菜套种小麦就不会影响小麦增产。

争论结果一锤定音——扩大种植,由原来的5900亩扩大到10000亩。

这个故事,从头到尾,贯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运用。

这是这一年的一个缩影。

1979年,对河南人民而言,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、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的一年。

之前的1978年,从5月12日转发《光明日报》上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评论员文章开始,《河南日报》发表的数十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,侧重于阐明意义和思想发动。

(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视觉中国/图)

而1979年,从发布《谈谈真理标准问题》的辅导材料,到省委常委会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补课的具体要求,再到全省各地共举办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党员干部学习班4500多期, 40多万人参加讨论、学习。

这一切,都彰显了河南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力度。冲破思想的禁锢,不是你愿不愿意去做,而是你必须得去做。

(十二)

1979年,伟大的变革始于土地。13年后,一场更大的巨变把更多的"人"解放出来,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。很多人站上了潮头,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,在他们的人生规迹中,1979年处于什么样的节点?穿越40年的时光回望1979年,我们知道:胡葆森在郑州大学外文专业毕业,进入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工作;万隆是漯河肉联厂的一名工人;陈泽民,刚刚从四川回到郑州第五人民医院,热衷于各种发明创造……

对河南,1979年是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年。这一年,郑州市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试运通车;这一年,河南人民会堂正式建成;这一年,南阳油田建成投产;这一年,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改为河南省人民政府,从此革委会退出历史舞台。

(2016年8月31日,河南自贸区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设立,也预示着河南的经济又插上了一对自由飞翔的翅膀。 袁晓强/图)

对中国,1979年同样是重返正确轨道的起步之年。

那一年,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经济的现状,以及广东省开放、搞活的设想。其中着重提到,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划出一定地区,单独进行管理,作为华侨、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,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,“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”。邓小平表示支持,并说:“还是叫特区好。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!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出一条血路来。”

从此,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,就成为一代又一代改革开放先行者的精神传承。

(1979年,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时的习近平。新华社发)

1979年,年轻的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,与部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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